其三，扩大行政救济法的适用范围，从而建立起针对行政授权立法的有效的司法监督体制。

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11]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6页。

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文化的整合的实现，只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整合到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精神之中，而不能是相反，把工业文明的某些文化因素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总体之中。持创造性转型理论的主要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其代表人物在近现代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在当代则有庞朴、杜维明等人。根据日本传统文化近代化成功转型的经验，在不具有西方国家那种民主与法治精神的东方国家，要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一是必须通过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即要通过接受民主与法治思想来实现本国政治法律文化主体的改变。首先，在理论认识方面，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曾明确地反对将宪法的核心和首要功能定位为捍卫公民个体的自由。从1908年满清皇室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为袁记约法），直至国民党1946年抛出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中国虽然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的约法，却都通过宪法文本或实际的政治运行将国家的权力结构设置为一元化的模式。

三、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与宪政建设反思近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是传统文化的阻却，这已为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和法律革命失败的历史所证实。对此，梁启超说：自由云者，团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也。这就使政法委干预司法成为常态。

这不仅违法，而且协调会使审判徒有其名。注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

就在毛泽东作出前述批示的第二天，周恩来向政治局提出辞呈，要求辞去总理一职。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

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或许是周恩来辞职的根本原因。

办理中共中央交办的其他工作。注24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因此，对政法委的改革当确立为一步政治体改革的首要目标。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

前项直接干预司法，中项将公检法统率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最后一项实际上掌握了政法部门的人事权，这使政法委成为公检法的真正上级。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

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注23李格：《1953年反分散主义问题初探》，《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注12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但是政法委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第一，政法委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影响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

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协助中共中央处理各地有关政法工作的请示报告。

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地方各级政法委则无存在的必要。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

注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

注5这个体制的集权与党政不分可以从周恩来总理戏剧性地辞职一事中得到证明。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

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注4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

第三，政法委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的工作方式是协调。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公检法的目标是实现法律，它的目的是规范性的。此说为大部分研究者所承袭。

调查研究政法队伍的组织情况和思想情况。作者为皇甫平系列评论创作群体主创人、前人民日报副总编。

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崔敏：《论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公安学刊》2000年第3期。

注37、38侯猛：《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这种角色错位的后面是政法委员会制度。